中國紀錄片30年:影像如何打撈我們的記憶

1990年代,展現普通人普通事的影像作品非常受歡迎,人們渴望在官方的電視台上看見這樣的故事,這檔節目獲得了極高的收視率。蔣樾回憶,當時他扛着機器上飛機就會被請到頭等艙,理由是“你們拍攝工作太辛苦”。

周浩認為在不久的未來,人類可以藉助“腦機結合”技術,創作者通過自己一個人的眼睛,就可以“所見即所得”,完成所有原始素材的拍攝,並在頭腦裏進行剪輯,紀錄片完全成為個人觀察和思考後的結果。

(本文首發於2020年11月19日《南方週末》)

楊荔鈉在用DV攝像機拍攝紀錄片《老頭》(1999)。 (受訪者供圖/圖)

1990年是值得載入中國電影史冊的一年,那一年張元導演並獨立籌資拍攝的電影《媽媽》面世,吳文光也製作出紀錄片《流浪北京》。

學者呂新雨在後來影響頗大的著作《紀錄中國: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中寫道:“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新紀錄運動建立了一種自下而上透視不同階層人們的生存訴求以及情感方式的管道:它使歷史得以‘敞開’和‘豁亮’,允諾每個人都有進入歷史的可能性……”

儘管後來不少學者和作者都對“新紀錄運動”這個命名錶達過不同意見,但大家基本達成共識的則是,從1990年的《流浪北京》開始,中國紀錄片的面貌被標誌性地改寫了。中國民間擁有了用影像表述自己的可能性和方法論,它的意義到現在依然沒有被討論窮盡。

其實,在創作之初,很多人對“獨立”“紀錄片”等概念都很陌生。張元回憶,當他在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第一次聽到“獨立”這個詞的時候,感到“很害怕”。吳文光也是參加了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後,才真正意識到什麼是紀錄片。

三十年後,當南方週末約訪吳文光時,他欣然應允,但同時提出:“採訪可以啊,但你介意我會全程錄像嗎?”

整個2020年,吳文光都沒有回北京,甚至“明年也不打算回來”。因為疫情,他發起的“草場地工作站”的日常工作基本依靠網絡,但公眾號的更新卻從未停止。核心成員都在持續創作,他們通過“線上瑜伽”、讀書會等方式保持交流,“或許因為隔離,大家的聯結反而更緊密了”。

從2005年開始,吳文光成為“村民影像計劃”和“民間記憶計劃”的召集人和發起人。受到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的影響,他將自己的藝術實踐和生活方式緊密結合。

“草場地工作站”的成員們,基本保持着同吃同住同創作的狀態。即使後來吳文光搬離草場地,遷到更偏遠的北京郊區昌平秦家屯村,也有一些年輕人追隨他過去。

做出《調查父親》(2016)之後,吳文光的創作近況鮮為人知,總有人問他是不是還在創作。2020年11月,已經六十四歲的吳文光告訴南方週末:“我沒有一天是不在創作的。”對他來説,“紀錄片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詞”——或者,還是一種社會實驗。

周浩紀錄片《大同》(2014)劇照,大同市的拆遷改造現場。 (受訪者供圖/圖)

“拍出來可能是什麼,自己並不清楚”

吳文光生於1956年,他從雲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先是教書,後來在昆明一家電視台工作。在雲南的時候,吳文光算是先鋒詩歌圈的,詩人于堅在《尚義街六號》裏這麼寫他:“尚義街六號/法國式的黃房子/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喊一聲,胯下就鑽出戴眼鏡的老吳……”

1988年,吳文光借調到北京,參加中央電視台對外中心專題片《中國人》的拍攝。與《中國人》一道列入拍攝計劃的還有紀錄片《望長城》和《天安門》。後來,它們都被認定是中國“新紀錄運動”的代表作。但吳文光認為,此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只有電視台的專題片。既然本沒有紀錄片這個概念,也就無所謂新舊。

1988年4月的一天,吳文光得知在北京靠寫作謀生的張慈準備結婚出國。他隱約感到一種變化,他所熟悉的這羣文化“盲流”,恐怕要以各自的方式結束“流浪北京”的歷史。就連他自己,也一直張羅着利用母親的海外關係出國的事。加上受到朋友朱曉陽一篇描寫自由藝術家羣落的報告文學的啓發,吳文光決定拍攝這羣人的生活。於是,他以身邊的五位“盲流”藝術家朋友為拍攝對象:寫作的張慈,搞攝影的高波,畫家張大力、張夏平和先鋒戲劇導演牟森。

拍攝從1988年夏天持續到1989年底,機器是吳文光利用工作之便“蹭”來的,但拍完之後素材也就放到一邊了。直到1990年出國受挫後才開始動手剪輯。又過了一年,這部取名《流浪北京》的作品入選香港國際電影節和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流浪北京》之後,他陸續拍攝了其“續集”,關於張慈等人出國生活的《四海為家》;包括導演田壯壯在內的五位當年的“紅衞兵”的歷史回憶《我的1966》;有關農村大棚演出隊的《江湖》……為了謀生,吳文光也接拍一些電視片來掙錢。

想用影像記錄身邊生活的願望,漸漸在一部分中國青年人心裏湧動。學者崔衞平認為:“獨立製作紀錄片的出現,從根子上通向自七十年代以來民間先鋒藝術的小小傳統。這裏主要是指民間美術、民間詩歌的傳統,源頭可以追溯至1979年的‘星星畫展’、芒克和北島創辦的《今天》雜誌甚至更早。衝破既有的意識形態框架、尋求非主流的聲音,展現個性、標新立異,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在一個不小的圈子內,已經蔚然成風。漸漸地,扔掉鐵飯碗、脱離舊體制,被越來越多的人證明是一條雖充滿艱辛但卻可行的道路。在這個‘獨立’行進的行列中,從事電影及戲劇的人們起步稍晚一點,因為這兩種藝術形式涉及資金、器材、人員、場地等多種因素,這些遠遠不是個人輕而易舉能夠做到的。但路終歸是人走出來的,處於同一個環境的大風氣影響之下,影像方面也有人蠢蠢欲動。”

1987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的温普林辭掉了自己在高校的工作,開始對當時興起的先鋒藝術活動進行拍攝。第二年,他和中國戲曲學院的大四學生蔣樾各自籌了兩百塊錢,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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